林毅夫:从连长到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政治人物

        春节期间,林毅夫被证实将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不少观点认为此事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莫大的关联,此举将加强世行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并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林毅夫本人的思想符合世界银行一贯的操作思路所致。

由于林毅夫的“台湾背景”如此传奇,人们多认为,林毅夫在大陆左右逢源的际遇有浓厚的“台湾因素”。但这种判断看似合理,却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

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从金门游泳至厦门,据称当时“抱着篮球”。后来到北京大学,1982年,林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不是银行,而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其工作的重点是实现联合国成员国于2000年达成的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的减贫工作上。那么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中到底有哪些是世行看重的呢?

无论是港台还是欧美媒体,在报道林毅夫即将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新闻时,都会在介绍林毅夫个人背景时,不惜篇幅地提及林毅夫极为特殊的“台湾背景”。台湾亲绿营媒体甚至对林毅夫统统用上了“叛逃军人”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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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第一波高潮是大量乡镇企业,红帽子的集体企业和个体户的涌现,是对产权至上论的绝佳注释。一直到“郎咸平风暴”,人们大规模反思产权至上论带来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了“国有制无效论”,但林毅夫对此观点有所保留。林毅夫认为,如果市场环境完善同时企业能获取利润的话,那么产权形式并不是主要的,因为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国内对林毅夫经济思想总结较为精到的文章,《林毅夫:从自生能力到新农村运动》(羽良著)一文总结道: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充分必要的关系,“市场先于产权”是“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更进一步,林毅夫将“企业自生能力”同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概念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 世界经理人商业频道[]

林毅夫原名林正谊,生于台湾宜兰。在蒋经国主政期间,以台湾大学在校生身份从军,从此在台湾名声大噪。不想,身为“模范军人”的林毅夫会在1979年突然选择从金门岛泅渡大陆“叛逃”,并从此在大陆扎根转行成为职业经济学者。自1949年后,“投共”至大陆的台湾人士并非林毅夫一例。在有军人身份的“投共者”中,林毅夫的军职既不重要,也不显赫。在这些人中,也只有林毅夫完全抛弃以前的身份,成功作出了身份转型。因此,林毅夫今天的成就,虽不排除台湾因素,但更多源于他个人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政治悟性。

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事实上,林毅夫与张维迎等人的区别在于,“市场完备条件下的自生能力论”比“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市场有效论”为政府的腾挪转移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企业自生能力”不强调私有产权,从而为政府主导经济和产业政策,乃至为国有企业强势参与市场竞争预留了充分的接口。其后,国资委的成立和发改委的升级,也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留下了空间。羽良先生指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为国有企业的再造并重获经济领域主导地位,提供了最实际的理论和政策支援。

追溯一下林毅夫的求学经历,再对比一下他回到大陆之后的理论建树和政策理论,会发现一些颇值得玩味的东西。林毅夫留学于美国的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可以说,广为人知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宗旨便是“小政府 大市场 彻底的私有产权”。照常理而言,身为芝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两个议题上———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经济改革,林毅夫不仅不是私有化的倡导者,而且与张维迎、茅于轼等坚持国企、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学者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理论冲突。

之所以有此任命,“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1月25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对《财经》记者确认了这一消息。

        从自生能力的观点出发,林毅夫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看法也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而是认为国家通过财政在广大农村也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这也是林毅夫的理论容易被接受的理由之一。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的主张,放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合用。林毅夫的理论主张从一开始就牢牢地立足于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以至于林毅夫理论主张的政策意味要远较其他学者来得浓厚,也远较那些带有激烈体制变革意味的主张来得更富于可行性。在国有企业统统占据各行业上游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的今天,林毅夫早在十几年前便提出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简直就是为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所作的最完美的理论阐释。抛开理论上的细节而言,林毅夫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一在内涵上既能包含私有产权,在外延上又能模糊所有制性质的理论创见,既有他构建富于个人独创性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考虑,也有他对中国改革实践长期观察的现实考量。林毅夫的理论建构天赋和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令人叹为观止。而他能有这等令人瞩目的作为,又岂是一个“台湾背景”所能涵盖的?

此前,林毅夫本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任命正式公布前,他不会对此发表任何肯定或否定意见。

        依*政府,正是世界银行一贯的思路,林毅夫的理论正好符合世界银行的运作思路。甚至这种强调政府作用的理论,在法律体系执行效率低下和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推动的情况下,长期来看是不是有利于中国贫富差距的缩小,依旧是存在疑问的。因此,即便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且通过其思想影响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运作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偏重政府的力量,就可能会忽视启动地方底层的资源和力量。

除去对林毅夫个人资历的考量,世界银行各国股东间的利益博弈格局,或也能从对林毅夫的任命上一窥一二。自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是世界银行的绝对大股东,欧洲和日本政府的股份比例其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持股份份额相对要低得多,在世界决策上缺乏真正的发言权。佐利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时候,素以共和党中的“知华派”闻名,既然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持股比例不甚现实,那么延揽一位资历雄厚,又可以摆平各方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出任世行要职,可谓“四两拨千斤”的高招。因此,林毅夫出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看似机缘偶然,实是水到渠成。

但人们同样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林毅夫都将接受任命。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应该从效率标准转向自由标准。尽管从效率上看,林毅夫提出的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大有可为的做法可能对经济发展也非常有效率,但“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动地方本身的资源,扩展底层老百姓的选择是更为重要的。

林毅夫现在正式的官方头衔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目前跻身体制内的中共党外人士中,林毅夫的资历、能力,较之万钢、陈竺等人毫不逊色。尽管身为无党派人士,但林毅夫既有足够的台湾背景,又拥有足够影响台湾的国际声望,加上其出色的政策能力,极有可能在其世行之旅之后,在政坛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这,恐怕才是亦学亦官的林毅夫真正的“野望”所在吧。

事实上,佐利克告诉记者,他本人与林毅夫也有接触,“我经常去北京。”据悉,在佐利克被任命为世行行长后,于2007年12月首次访华时,即与林毅夫有过面晤。当时,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2007年10月任满后,空缺尚无人填补。

一位接近林毅夫的人士认为,林可能会在2008年北京大学春季学期结束之后,于五六月间到世行履新。

林毅夫传奇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政治大学,1978年获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学位。毕业后从军,任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

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从金门游泳至厦门,据称当时“抱着篮球”。后来到北京大学,198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访华讲学期间,林被委派担任其翻译,并获得赏识。1982年,林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首批赴美留学生。

1986年,林毅夫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进行一年博士后研究后,林回到中国,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处工作。1994年,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共同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杰出代表,林毅夫一直以来颇受国际学界推崇。

20世纪90年代初,林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等发表论文,对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末“大饥荒”成因及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制作出解释,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在长期研究中,林毅夫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经济发展的见解,认为一个国家遵循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其企业才能具有“自生能力”,经济才能实现最优发展,他将此总结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或“比较优势理论”。

上世纪90年代末,林毅夫建言开展“新农村运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同时也可在当时通货紧缩的条件下拉动内需。这成为数年后“新农村建设”的先声。

200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林毅夫在一年一度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在比较优势框架下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经验作出总结,中国经济学者中有此经历者惟此一人。而多位同样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林毅夫率领下,北大CCER也获得极大发展,聚集了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学者,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重镇与研究最前沿所在,在公共政策领域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了解林毅夫的人们都表示,他能取得今日成就,与其惊人的勤奋密不可分。林毅夫曾半开玩笑地说,人面临的最大约束是时间,而要挤时间就要少睡觉,因为睡眠是有弹性的。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承担繁重的研究、教学、管理及社会事务的他,长年工作至深夜。

天时地利人和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正式称谓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Senior Vice-President,Development Economics,and Chief Economist)。从以往经验看,其职责包括管理世行庞大的研究部门,担任世行发言人,研究和制定世行发展战略,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对重大决策作出战略性研究等。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多由世界知名学者担任。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包括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尼古拉斯斯特恩(Sir Nicolas Stern)、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这些学者就任前多执教于欧美著名大学,其中斯蒂格利茨卸职后于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萨默斯则在卸职后任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等,其他各人履历也非同一般。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不是一个寻常岗位,需要的是一位经济学知识方面的领袖,有眼光、有思想、有创新,还要能领导世行研究队伍。”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王君表示。

在原CCER教员、花旗集团中国经济学家沈明高看来,林毅夫之所以能获得世行任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所谓“天时”,是中国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对世界已具有不可否认的重大影响;“地利”,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银行本身亦具有重大意义;“人和”,则是林毅夫本人的成就。

在记者采访中,所有论者都提出了类似的判断,仅其侧重或有不同。

前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对《财经》记者称,重要的不在于林毅夫是中国人,而在于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佐利克则表示,选择林毅夫,是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对于发展问题、农村问题都有杰出的研究,可以给世行带来相关经验。

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林毅夫在中国长期致力于新农村发展,这对世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问题是经济发展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而CCER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这表明了林毅夫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斯蒂格利茨同时告诉《财经》记者,作为第一位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以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能为世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发展组织注入中国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世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CCER教授平新乔认为,林毅夫非常适合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这也表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政策应用水平以及CCER的成就,都得到了国际性的认可。他表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世行对中国背景的重视。

“中国经济多年来飞速发展,未来在各个领域的贡献都有望进一步加强,中国出身的学者也有必要承担其责任,并做出贡献。”平新乔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介绍说,佐利克在2007年访华时曾在清华发表演讲,其主要工作方向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要让中国在世行运行和决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二是要帮助非洲扶贫,鼓励中国把经验介绍给非洲,并把资金投入进去。

“林毅夫任世行经济学家,不仅反映了林毅夫本人的成就,也反映了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和世行高度重视中国经验的事实。”李稻葵说。

有论者指出,林毅夫具备了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所有条件——正规、高水平的经济学素养,国际一流学术文章,语言水平能胜任在任的交流,以及足够的领导能力等。但也必须看到,国际上具备这些条件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林毅夫并非绝无仅有。正是从事中国经济研究这一点,给林毅夫添加了重要砝码。

事实上,林毅夫本人也一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也将越发显得重要。他获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为他自己的这番论断提供了最佳注脚。

可以说,“通晓中国发展经验”和“优秀经济学家”这两点,相当完美地汇合于林毅夫一身,这正是世行做出其任命的原因所在。

“保持清醒”

在记者采访中,所有论者都对林毅夫获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表达了衷心祝贺。这或许能够代表人们对这一任命的普遍态度——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体现,是对林毅夫本人贡献和能力的高度肯定,可喜可贺。

但人们能不能以世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肯定,就此满足于中国经济的已有成就、从而高枕无忧呢?对此,有学者表达了深层次的反思。

从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减轻贫困的成果、科技成就来看,中国经验毫无疑问可以为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借鉴。但如果从人类文明轨迹的角度,中国经济前景并非清晰得一览无余,在推广中国经验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其局限乃至可能的缺陷。在经济金融制度、法治发展、贫富差距、民生福利、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诸多方面,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

当然,林毅夫的工作与这种反思并无矛盾。沈明高即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它指出,计划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不按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而价格扭曲的消除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种种扭曲,还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不够彻底所致,也偏离了比较优势理论所提示的道路。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平新乔也表示,人们尚不能对中国经济研究过于乐观,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还极其有限。“即便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学说,其最终能否成为教科书级别的经典理论,仍有待时间检验。”平新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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